文 | 西北工业大学 王延川

随着智能合约在金融交易中发挥的作用日渐重要，其是否需要行政监管与司法审查成为首要问题。对此，多数人提出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属性。一方面，区块链具有分布式、防篡改和算法属性，这些特质帮助智能合约解决了交易中“信任缺乏”的问题，进而让智能合约实现“去中心化”目标；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智能合约不需要法律规制。具体而言，智能合约的所有条款都经预先设定并由代码自动执行，从而拒绝了法院的介入。但是，也有人认为智能合约需要在“中心化”的场景下运行，因为代码必然存在漏洞。而区块链技术目前还不完全成熟，并且现实中的交易非常复杂，智能合约依然会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为了限制不公正交易以及保护交易弱者的利益，智能合约应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下。

2016年6月，以太坊上运行的智能合约“The DAO”受到黑客攻击，以太坊开启了中心服务器功能，通过“硬分叉”方式对合同效力进行修正。该事件打破了智能合约“去中心化”架构，引发实务界对“代码即法律”的热议和质疑。以太坊通过修改区块链协议共识来解决合同当事人利益损失问题，但最终并没有解决智能合约的技术逻辑与法律逻辑冲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冲突。该事例说明智能合约的外部干预是一种客观需求，但干预的路径和界限目前却不甚清晰。因此，检视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研究法律介入路径和方法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智能合约纳入法律之治的契机

智能合约与传统合同的架构不同，它建立在区块链平台之上，由匿名主体通过代码确立权利义务。合约主体具有匿名属性，即合约双方拥有数字身份，彼此难以知晓对方的真实身份。因此，主体匿名性对现行合同法律体系形成了挑战，并且纠纷发生时如何识别交易主体的身份成为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合约的内容具有代码属性，而代码具有确定性特征，但也具有不稳定性。例如，以太坊事件的问题并非来自于区块链，而是来自于合同代码的漏洞。这使得发生纠纷时如何解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将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合约是通过在某个平台（如以太坊、根链）安装合同软件，然后通过代码自动判断执行合约的所有条款，包括违约和合约条款。为了避免交易结算的混乱与成本的问题，合同记录会存在区块链上。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划分合同责任与平台责任？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了降低智能合约的主体风险，需要机构对用户进行监管。对于重大的金融交易需要建立身份验证机制。二是建立智能合约自然语言备案机制，以便日后发生纠纷时能够引入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引入代码识别技术支持，法官与律师可与计算机专家密切合作，以确保代码能准确体现交易者的自然语言。由于代码本身必须具有非常高的确定性，其在每一个执行的节点上，必须产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代码编写非常关键，必要时可以引入编写人员的注意义务。三是构建平台的安全保障责任，同时对交易者和平台之间的责任边界进行明确划分，其目的是让平台成为交易的监管者，同时促使其尽职尽责。当然，具体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智能合约纳入法律之治可行性及架构分析

关于智能合约纳入法律体系的可行性，目前存在较大争议。有研究者主张，智能合约未被纳入法律体系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智能合约具有不稳定性，还需通过更多“试错法”进行检验，过早地介入会压制其发展或者让其转入“地下”；另一方面，智能合约“防篡改”技术特征与法律规制相互冲突。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观点并不能成立。前者放大了智能合约的技术缺陷。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缔结合同依然存在风险；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智能合约具有不稳定性，才需要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中进行规制。后者过度相信智能合约的技术优势，认为技术精确性带来的必将是公正的结果，而忽视了技术存在缺陷，以及技术在由人控制时也会产生错误等情形。

区块链追求“去中心化”的理念，但在实践层面并未完全“去中心化”。所谓的“去中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但该种中心化解决方式未能规范化，恐怕会产生不利结果。还需注意的是，如果平台依然不能解决危机，最终可能引入第三方、法院或者行政机构进行解决。

文章来源：《法制博览》 网址: http://www.fzblzz.cn/zonghexinwen/2021/0312/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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