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是1992年上映的关于农村题材的电影，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王善堂将其踢伤后，秋菊要求村长道歉被拒绝，于是为了讨个说法向村长提起复议并最终诉讼的故事。 整部影片中，人物形象塑造是十分鲜明且写实的。农村大多是朴实的农民，他们性格坚韧、心地善良，但也因为没有什么文化，所以难免会出现有些人小肚鸡肠、目光短浅甚至偏执的状况。影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很好地诠释了大多数农民的情况。秋菊的倔强能干、王庆来的软弱善良、王善堂的目中无人但本性不坏，还有小妹的任劳任怨。 纵观整部影片，我们发现片中的人物一直是说的方言，后经查询得知，故事发生在陕西陇县，片中语言也是西府官话。这样一种接地气的展现，会让观众有强烈的归属感，特别是农民朋友。在20世纪9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农村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城乡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民在当时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虽然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但只是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其精神生活还是十分匮乏的。在本部影片中，村长家算是“大户人家”，他看不起秋菊和他的丈夫，甚至以为用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事实上，他的态度、他的处世方式都十分明显地反映出他也仍然属于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这也是本部影片所要给我们展示的额外的东西。 本部影片是讲农村女性不卑不亢，维护自己和家人权益的故事。抛开女性意识的觉醒不说，法制这个东西，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农村人民是没有太强烈的意识的。在这部影片中，导演用了大幅的篇章写秋菊不断上访、不断诉讼的艰难过程，其实质也是在向当时的社会，更具体说是向当时的农民传达一种法制意识必须要觉醒的信息。这对于那个时代，是十分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 一、弱势群体 《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展现的农村弱势群体，在当时需要得到急切的关注，同样在21世纪的今天一样需要关注。放眼望去，全中国农村中的弱势群体还是普遍存在的。1999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了，值得一说的是，这部影片的演员全是非科班出身，用全纪实镜头、全真实布景，强烈追求一种真实感。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片感染了很多人。其中的农村、贫穷及文盲问题，在20世纪末仍然能够引起全国的热议。对于这样的一部影片，每个人看完应该都会有同样的思考：中国的农村弱势群体依旧存在并且仍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当下的农村弱势群体是怎样的情况。 贫困性、低层次性、脆弱性是社会弱者的本质特质①。这三个特质在农村弱势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农村大多是低收入家庭，在偏远的山区，交通闭塞，基本靠农种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家庭的贫穷。正因为其交通闭塞、信息滞后、思想落伍，有病不医或者难医也成了大的问题，如果家中有残疾人、病人等，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收入。同时，孩子的上学问题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很多农村人开始认为出来念书才能有机会，但一些本身就低收入的家庭只能举债供孩子读书。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穷者更加穷。其次，低层次性也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一个代表特征。21世纪的城乡两极分化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村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不能有效和长足的发展。虽然现在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圈地、盖楼房或者是开发商业圈，但本质上还是不能改变农村人民的生态和心态。接受的教育和接触的交际圈（当然，这里仅仅就字面上意思来理解，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信息传递也很迅速，但是一些偏远农村还是没法与时俱进的。最后是脆弱性。这里把脆弱理解为一个群体的脆弱，而不是一个人心理的承受能力。无权、无势、无钱、无人，大多时候，在面对很多困难时，这些弱者是无法去解决或者是去承担后果的，他们是特别渺小无力的存在。 《一个都不能少》显然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弱势群体的一种态势，表明媒体与社会的联系是日趋紧密的。 二、法制意识 再回到《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中，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是导演想表达的核心。同样，这又是一个特别联系社会实际的元素。根据上面对于农村弱势群体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这样一群低层次的弱者，才真正需要法律武器来保护。但是这些人往往缺少运用法律武器的意识，更甚者只会用暴力、蛮力来解决问题。《秋菊打官司》很好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在我国，法律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广泛，有很多的人在以身犯法之后，仍不知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这样的情况，在乡村尤为明显。 到了年关，新闻上报的最多的一类新闻是农民工的讨薪问题。几乎每天不同的新闻档都会播出这样的新闻。如《南京零距离》上有这么一则新闻，大致讲的是：有一帮农民工在年关没有拿到应有的薪资，带着自来水管类似的武器，集合在某大型集团的公司门口。同时，据集团的工作人员反映，其中或许还有非农民工的人存在。在公司门口，工作人员拿着高压水枪去阻止这些农民工闹事，但最终还是有些许的肢体冲突，导致了三名农民工受伤，其中一人重伤。这则新闻是触目惊心的。首先在于事件本身，不管农民工是否在理，同样的事情发生时，农民工仍然是处于弱势的。可能他们也召集了很多一样遭遇的人去讨说法，但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安保也不是能掉以轻心的，这样的实力悬殊，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农民工的身心利益受到损害。其次，对于此事件延伸出来的问题。农民工一味地用武力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根本不会去考虑法律这个途径着实是令人心寒的。在这个事件中，农民工想通过武力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中，农民工只是单纯地守株待兔，单纯地去用嘴要钱，奔波周折再无功而返。他们通通都忘了，甚至是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即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为什么新闻媒体会对这样的新闻不厌其烦地播放呢？原因在于，只有一次次地这样在媒体中敲响警钟，才会得到农民工群体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才能更多地让农民工去三思而后行，才能更多地让有关部门去关心落实好农民工的薪资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农村里，很多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由此可见，在农村里扩大法律知识的传播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急迫的问题。怎样让更多的农民群众对法律有更多的了解，怎样才能在农村更快更有效地宣传法律法规？媒体是最直接也是相对有效的方法。除了电视新闻，类似于《秋菊打官司》这样的电影也更应该多多地播放。相对来说，人对于电影电视剧之类的娱乐性的媒体更容易接受一点，农村人耕种闲暇之余更多地也是会看一些这样的故事片。所以，在农村的法制建设上，我们不能割裂与媒体的关联性。 三、电影的纪实性 以上，通过对一些电影的分析引出了弱势群体和法制问题，我们是从小的范围去探讨的，也有更多的例子去佐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农村问题在很多纪实片中反映的是相当彻底的。 首先，对于这类想反映问题的电影来说，纪实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常是纪录片，或者是偏向纪录片的电影，比如上面说到的《一个都不能少》。这类电影，要么是演员是真实、非专业性的、不带表演意味的，要么就是电影的题材内容是真实的、能反映现实问题的。 《留守孩子》这部电影2006年上映以来，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成为中国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外宣电影，在全国各大中小学作为教材放映。这部电影以湖北省襄樊市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以小福、月月为代表的一群留守孩子的艰难生活和内心对爱的渴望，以及各界人士帮助这些孩子，并最终办起“留守孩子之家”的故事。影片完全采用襄樊的地方方言，极具喜剧特色，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看来质朴感人！ 很显然，这部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电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首先它讲述的是我们国家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现在农民大多进城务工改善生活，很多孩子就跟在爷爷奶奶身边而缺乏应有的照顾，父爱和母爱也严重缺失。同时，孩子们缺乏教育，也容易生事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在当代，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是农村问题的重点。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不可能不去关心和爱护。上面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在全国各大中小学作为教材放映。这很明显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一类型的影片是针对性强、教育性强、老少皆宜的。正是由于其具备这样的功能，媒体的作用得以最大化地发挥。当不只是单纯地用来娱乐和消遣的工具时，媒体自然成了一种有效途径，去联系社会热点，关心社会民生。当然，我们不是来剖析要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毕竟这一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十分好的解决。我们要说的是，对于这样一种十分现实的问题，一部纪实类的影片给观众带来的影响更为直接。做好一个媒体的方法在于，深入人们的生活，去发现问题，并且去重视问题，揭露问题。 四、媒体与社会的共通性 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剖析，使我们发现了很多和实际生活相关的东西。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这句话得到了很好的验证。那么接下来所要讲到的就是电影与社会的共通性。所谓共通性，“通”的意义是，以差异达成沟通，经由充分的个性化而构成“共通性”的境域。这个“通”的精神，表现了人类存在原初的生命情态②。电影媒介与社会生活本身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媒介是形式，而社会是本质。两者的共通性，其本质在于合作共赢。首先，我们将社会生活具体化，具体到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社会组织，更或者是某一项具体的事例。举个例子：《一事一议》是一部关于农村题材的微电影，由山东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自筹资金拍摄的。该片讲述的是老实厚道的农民李老蔫，与老伴承包了村前风光秀丽的水库，经营渔场，但是村委会打着“一事一议”的幌子一再乱收费的行为，让他们忍无可忍，于是想出一条“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妙计。一部微电影，围绕一个国家政策展开，故事以小见大，剧中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诙谐，寓教于乐，令人耳目一新。该片取材于农村基层，贴近生活，针砭时弊。在后期花絮中我们发现，这部微电影正是在通过影视技术，宣传农村政策、推广农业技术。服务“三农”，宣传“三农”，媒体成为了一条更有时效性的新途径。媒体与社会的合作直接地显现了出来，共同的价值立场使它们成为天然同盟军。通过媒体去宣传，不仅是帮助宣传一种思想，或者是传达一种理念，更或者是引起某些方面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也会出现共同的利益回报。其本质是双赢的。 五、总结 对弱势群体、法制意识、媒体的纪实性和媒体与社会的共通性这几个方面的阐述，我们都是从电影这一单一的媒介手段入手，根据农村题材的电影来发现问题，并联系当下的社会情况，进行总结。其实，这篇文章同样可以以小见大地反映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媒体与社会是共生的。媒体，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还是广播、报纸、新闻、网络之类的等等，都起到了一个传播信息的作用，而受传者基本上是群众。对于媒体如何与社会进行更深刻的互动，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 注释： ①陈成文.社会弱者论——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②李景林.共通性与共同性——从中国哲学看人的超越性存在［J］.齐鲁学刊，2006（02）. 於亚茹，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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